阎步克：汉代官僚如何演变成士族？
【编辑说明：本文原载《波峰与波谷：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》第七章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。微信版标题为编者所加，文字略有删改，引用时请核对原书。】
战国秦汉之间，文法吏是官僚行政的承担者和代表者；汉武帝以后，“经明行修”的儒生源源步入仕途，与文吏并立朝廷。汉廷上的政治势力，还有军功集团，外戚集团、宦官集团等等。在东汉，一个新的官僚势力──士族门阀──在逐渐崛起，并在魏晋以下，造成了政治形态的重大变化。若干大士族几个世纪长盛不衰、垄断权势，成了魏晋南北朝最耀眼的政治景观之一。
“官僚阶级的士族化”是如何在东汉发生的？有些学者从庄园经济、依附关系和豪强地主来解释士族的起源；也有人认为，中古士族来自东汉清流、“地方名望家”，其崇高门第的根据，在于他们是“共同体”的领导者。
古义的“世家”指“世世有禄秩家”，也就是世代占有禄位的家族。禄位是一种政治权势。若把社会权势也纳入观察，则社会权势既可以来自政治地位，也可以来自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，“世家”类型多样化了。官场有官僚世家，乡里有豪族世家，士林中有文化世家。
“士族”是“士”与“族”的结合。“士”即士人、文化人。古人又云“学以居位曰士”，“士族”就是士人官僚的家族，他们通过雄厚文化而世代居官，由此建立了崇高门望。士族是一种涉及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综合性现象，在分析上其各方面特征有可以被解析开来的。下面就从“乡里”、“官场”和“士林”三个场所入手，对东汉的豪右、官族和学门三种类型的家族权势，分别加以讨论，进而观察中古门阀的起源和发展。
从长时段观察，中古士族现象发生在一个“断裂”之后。周代世卿世禄传统，因战国秦汉的剧烈政治转型而出现断裂，众多古老的高贵世家衰败了，新世家的形成还有待时日。在这个世家的“空档”中，社会一度呈现了鲜明的平民性。
西汉尤为明显。皇帝来自底层，功臣们往往出身“亡命无赖”；权贵不乏起家卑微者，丞相公孙弘早年就是个放猪的。连母仪天下的皇后，也不避寒贱。汉武帝的卫皇后卫子夫、汉成帝的赵皇后赵飞燕，原先都是歌伎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“三陪”，然而皇帝没觉得丢人，喜欢就娶，谁敢看不起她！可见西汉不怎么讲究门第。
东汉就有所不同了：明帝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女，章帝窦皇后是大司空窦融曾孙，和帝阴皇后是执金吾阴识曾孙，和帝邓皇后是太傅邓禹之孙，安帝阎皇后是尚书阎章之孙，顺帝梁皇后是大将军梁商之女。所谓“春秋之义，娶先大国”。皇后的出身也是个风向标，反映了“族姓”、“门第”观念，已浓厚起来了。
有一种看法曾被广泛接受：门阀源于两汉地方大姓势力，他们是在宗族乡里基础上发育滋长起来的，因而具有古老的农村结构的根源。
战国社会已存在一些非贵族的豪族右姓了，他们役使子弟、臣妾、徒役、宾客等等各种身份的人，与之形成了主奴和依属关系。汉初自耕农的数量大概是比较大的，地方上也存在着各种豪族。东汉大土地所有制大大发展了。豪族占有大片膏腴之田，其中团聚了成百上千的人口，称宾客、部曲、徒附等，他们程度不等地在人身上依附于主人，务农之外还兼看家护院，战乱时随时能转化为私兵。这种以宗族乡里为基础、具有古老农村根源的家族势力，即乡里豪右。
东汉陶楼
豪族田庄比小农经济规模大，兼农、副、工、商为一体，也有适应生产发展的方面；豪右与依附农一定程度上也相互依存，不仅仅是剥削压迫关系。但史书经常站在政府立场，斥责兼并土地、武断乡曲、作奸犯科、隐匿人口等，破坏了地方行政秩序，导致小农的破产流亡。汉代赋役是以小农为单位，而且徭役重于田租，所以小农的数量和生计，事关帝国的财源和兵源。“皇帝代表地主阶级利益”的老说法当然也有道理，然而为维护行政秩序和编户体制，王朝也经常打击豪右以保护小农。
动乱中豪右经常起兵投机。两汉之交，很多豪右、著姓投入了天下逐鹿。光武帝刘秀与其兄起兵时所率领的，就是一个宗族集团。豪右若投机成功，就摇身一变为开国功臣了，进而成为东汉的显赫家族。而若社会稳定了，豪右参政就只能通过正常选官渠道了。汉代有回避制度，地方长官必用外籍人，掾属则由长官从本地人士中辟召的。一些学者相信，由于豪右的宗族乡里势力，“大姓子弟享有优先任用的权力”，成为郡县长官辟举的主要对象，“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”。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，只是其影响到底多大，可能会有不同的估量。
一些豪右毫无朝廷名位。人们经常指责豪右“武断乡曲”，“武断乡曲”的意思就是“乡曲豪富无官位，而以威势主断曲直，故曰武断也”。这类豪右“身无半通青纶之命，而窃三辰龙章之服；不为编户一伍之长，而有千室名邑之役”，他们在乡里所施展的是非官方的权力。另一类则是拥有朝廷官位的权贵。光武帝度田时遭遇的抵制，一类来自“郡国大姓及兵长、群盗”，另一类就是“河南帝城多近臣，南阳帝乡多近亲”造成的，河南、南阳有很多近臣家族、皇亲国戚，地方官没人敢惹。
前一种非权贵的豪右，纯粹是“古老农村结构”所滋生的，其势力来自大地产和依附农；但单靠这个并不能获得正式权力，王朝选官制度没把大地产和依附农的数量作为任用资格。后一种豪右就不同了，他们的朝廷禄位像是一架扩大器，让他们在乡里颐指气使的嗓音，音量倍增。这类豪右的权势，就不仅仅来自“古老的农村结构”了，也来自官僚政府。这样我们的视线，就得由“乡里”转向另一个场所──“官场”了。
二、官场与官族
在古老的农村结构形成的“乡里”场所之外，专制官僚政治提供另一个活动空间──“官场”。它构成了滋生“世家”的又一个场所，而且能在不依赖乡里条件而独立形成“世家”。这类世家可称“官族”。这类“官族”有哪些类型呢？
外戚家族的煊赫在汉代特别突出。像西汉之吕氏、霍氏、王氏，东汉之窦氏、邓氏、阎氏、梁氏诸氏，都是一旦专权，则子弟亲党布列于朝廷。这是历史早期“家天下”传统的一种表现。此外功臣也能形成世家。东汉的从龙元勋有不少权势蝉联，甚至与王朝共始终。
拿耿氏做例子：“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，大将军二人，将军九人，卿十三人，尚共主三人，列侯十九人，中郎将、护羌校尉及刺史、二千石数十百人，遂与汉兴衰云”。战国秦汉“世家”传统一度中断之后，外戚和功臣家族的延绵和显赫，首先就让我们看到了“世家”因素的又一轮而积累。
进而，新兴官吏中也逐渐积累着官族因素。这也有不同的情况。某些专业性很强的官职常常子孙相袭。太史掌管着天文历算，需要高深的天文和数学知识。司马谈、司马迁父子相承做太史，爷俩儿并称“太史公”。
又如汉代法律浩繁，法学也是很专门的学问，所以法官往往出自“律家”，即法学家族。颍川郭氏自郭弘以降，“数世皆传法律”，子孙中出了7位廷尉；还有不少担任刺史、侍御史、廷尉正监平的，这些官都是司法监察之职。
作为官吏基本行政技能的“文法”，也有家世相传的情况。酷吏张汤，自幼就跟着做长安丞的父亲学“书狱”；于定国之父是县狱史、郡决曹，于定国“少学法于父”，后由来狱史、郡决曹仕至廷尉，当上了最高法官。这都是子承父业之例。除了朝廷，州郡县也不乏这样的“世吏”。
一些学者拿“世仕州郡”的例子，证明“豪族大姓垄断郡县”。然而其中很多不过是“世吏”而已，他们未必有多高门望，不好都看成名族著姓。像刘备，其父祖“世仕州郡”，但他幼年爹就死了，跟母亲贩履织席为业，没人把他家看成名门；孙坚家族号称“世仕吴”，但田余庆先生依然认为，孙氏是“孤微发迹”，“孙氏门寒，家世不详”，“无强大的乡土势力可言”。
然而世代居官，毕竟有可能形成门望。新式吏员逐渐变成了社会的支配者，变成了一个官僚阶级，那么世代居官，就意味着世代占有权势、利益、地位和声望。一些家族虽世代居官也没能建立门望，但总会有些家族赢得了社会推崇。于是，先秦“世家”传统一度断裂之后，汉代又围绕着“官”，开始了新一轮“世家”的缓慢积累。东汉墓碑吹捧墓主时的“奕世载德”、“银艾不绝”、“牧守相亚”、“将相不辍”等用词，都反映了汉代门第观念所崇尚的，就是官阀。统计显示，东汉三公的家世连绵情况，也是超过西汉的。
概而言之，“官场”中滋生着“世家”，而且能在独立于“乡里”的条件下滋生“世家”，而且是更有影响力的“世家”。西汉张氏居“金、张、许、史”四族之一，此族始于张汤。然而张汤之父不过是长安丞而已，张汤本人以文法为吏，所以这个家族，基本是在朝廷上发展起来的。东汉大士族，史家多以弘农杨氏、汝南袁氏为称。杨氏虽在汉初就有禄位，但西汉末就已衰落了。
到了东汉，杨震年已五十才仕州郡，汉安帝时举茂材，由此百余年无禄位的杨氏，才发展起来。汝南袁氏家族的袁良，西汉末不过是二百石的太子舍人，其孙袁安以县功曹起家，后来官至三公，袁氏由此崛起。无论杨氏还是袁氏，都不是先成为乡里豪右、才变成当朝士族的。其家族后来在乡里的权势，倒是从朝廷权势派生出来的。
中常侍樊安的例子也很有意思。樊氏乃南阳、湖阳豪姓，而且还是光武皇帝的母家，“封宠五国”、屡居要职。后来樊家一度中衰，弄的地方官都敢上门欺负。为扭转颓势，樊安毅然决然地屈身去当宦官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：“是以兄弟并盛，双据二郡，宗亲赖荣”。朝廷势位对维系门望，就是如此重要。
那么，仅仅从“古老的农村结构”中寻找士族的起源，就是很片面的。“官场”构成了另一个世家的摇篮。复杂发达的专制官僚组织，是这个社会中无可匹敌的“巨无霸”，它提供了一个更高级的政治角逐空间──“官场”，它更为组织化、专门化，从而超越了原生的农村结构。官场中人可以获得更大权势声望，可以调用更多政治资源，建立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网，从而以更精致的方式寻求利益。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豪右，只有与“官场”建立联系之后，才有指望获得更大影响力。
三、东汉的士林
把“官场”看成一个更高级的活动空间，是因为它更组织化、更专门化，超越了“古老的农村结构”。下文所论，则是另一个有别于“乡里”的场所，即“士林”。这是一个由学者文人所构成的文化活动圈子。在这个空间中，也可能出现家族延绵的情况，并与士族的起源息息相关。
先秦士人的政治热情，已预示着他们注定要长久地影响中国的政治史。虽然秦始皇的迫害令士人阶层一度凋零低落，但中国古文化的深厚传统不会为此长久中断，入汉之后学术再度复苏。汉武帝“令礼官劝学”，由丞相公孙弘着手规划，设立了五经博士，还为博士设置了弟子，太学制度呱呱堕地了。明经入仕者与日俱增，反过来又推动着文教的兴旺。
汉成帝时太学生已至三千。因为孔子有弟子三千，有人说皇帝的学生也该有这个数目才是。王莽时太学扩招，诸生更达一万八百余人。光武帝在洛阳重建太学，学士随即“云会京师”。郡国学校，始创于汉景帝末年的蜀郡太守文翁。民间私学也日益兴盛，东汉尤甚，“其耆名高义，开门受徒者，编牒不下万人”。
与西汉创业者“多亡命无赖”很不相同，史称东汉创业者“皆有儒者气象”，好多就是太学生，刘秀本人也是。东汉后期，洛阳太学生达到了二三万人。当时洛阳人口不过30多万，就是说，平均每10个首都居民就有一名太学生。在东汉的5600多万人口中，京师的太学生占到0.53‰；再加上郡国学和私学师生，文化人口比例在古代世界里大概首屈一指。
东汉后期，一批众望所归的名士成为交游的中心，经常聚起成百上千、甚至上万之人。士林活动的范围超越了“乡里”而跨县、跨郡，甚至是全国性的。所以史家传叙士人活动，经常使用“天下士大夫”如何如何、“海内士人”如何如何的笔调。
各地都涌现了不少以品评人物而著称的名士。汝南名士许劭和许靖，每月一次在郡中进行品题，于是有“月旦评”的佳话；名士郭泰，“经其所名，人品乃定，先言后验，人皆服之”。获得了士林好评就成了“名士”，随后公府州郡的辟召察举就会接踵而来了。在士林交游得名，往往比王朝官爵更能抬高社会地位，结果许多人索性三察不起，九辟不就。
不应察举征辟的现象，成了汉末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“名士”和“品题”现象，使士林左右了社会的声望分配，并冲击了政府的传统文官标准，甚至使王朝选官听命士林。进而“学潮”这种近代现象，居然也出现了。汉桓帝、汉灵帝时，太学生、士人掀起了清议风暴，“品核公卿，裁量执政”，随即横遭“党锢”惨祸，为东汉历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。
曹全碑拓片局部
士人由齐鲁间一小批学者，而演变为一个人数众多、文化雄厚、影响巨大的社会阶层，他们的学术研讨、师徒授受、名士交游、任务品题以至政治参与，开辟了“士林”这样一个活动空间。先秦士人分属百家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；东汉儒生则是一个同质群体了，具有明确的“群体自觉”，并成为豪右、官僚之外的又一社会势力。比较秦与汉初就能看到，汉末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，士人此时和未来政治的重大影响，就不奇怪了。
“士林”与“世家”的积累是什么关系呢？对“世家”现象，士人的态度中其实是矛盾的。一方面儒家主张“人皆可为尧舜”，父祖的门第官爵并不代表子孙的才能品德，所以对“任子”一类选官特权，对“以族举德，以位命贤”做法，对一人显贵则家族俱荣的现象，汉儒都是有批评的。但另一方面，士林本身也存在着“世家”，借用时人用语，这种世家可称“学门”。
东汉有一些家族世传经术，又恪守儒家道德。如世传《欧阳尚书》的弘农杨氏，孔融称赞其“四世清德，海内所瞻”，张超称赞其“我汉杨氏，作世栋梁”。由于杨家一门经术传世、忠烈成风，此族虽然世居高位、四世为三公，海内士林却认为官得其人。
家世三公的，还有世传《孟氏易》汝南袁氏，自袁安以下四世五公，比杨氏更多一公。连清人都感叹说：“古来世族之盛，未有如此二家者！”对这种儒学家族的世代居官，士林舆论不但不视为弊政，反而给予了崇高赞扬。
名士为人推重，屡出名士的家族自然也为人推重了。荀淑有子八人，“并有名称，时人谓之八龙”；贾彪兄弟三人“并有高名”，号称“贾氏三虎”。这些名士家族负海内盛誉，公府州郡礼命不绝。这意味着，在新一轮的世家积累之中，那种兼具官僚与士人身份的家族，将展示最大的发展潜力。
士人接受教育、“经明行修”，就可以入仕居官；猎得官场权势，反过来又能强化了财富的占有；雄厚的家族财力，又足以保障子孙继续接受教育、成为士人。东汉以来，这种“教育─权势─财富”的循环占有，越来越多地围绕“族”而展开了，就是说呈现为一种“学门─官族─豪右”的循环。
在这里，乡里、官场、士林都可能成为循环的起点，甚至仅仅靠官场和士林的互动，就能形成士族；“古老农村结构”中的乡里豪右身份，不是必要条件。东汉士族，大多同时具有学门、官族和豪右的特征，可以视为三者的三位一体；至于魏晋以下的新出门户，大抵就是名士与官僚的综合，其来源和形成与豪右的关系并不很大。
“士人官僚”在后代依然存在着，为什么汉晋间他们发展为士族门阀呢？秦汉处历史前期，原生性的社会关系，宗法性、依附性、封建性、私人性因素比后代浓厚得多。人们更习惯于把家族、宗族视为一损俱损、一荣俱荣的单位，对“以族举德，以位命贤”也有更大容受度。给官僚子弟以入仕特权，人们觉得那是人之常情；屡出贤官的家族，被认为能继续提供德才兼备的子弟。而这时的官僚政治尚较原始。
察举制以“推荐”为主要手段，比科举制散漫多了，相对不利于抵制士族现象。东汉有很多“家世孝廉”的例子，而科举考试能造成更大的社会流动，对门阀现象是一个有效的抑制。科举制下“家世进士”的比例，小得多了。至于汉代的辟召制，其随意性比察举制更大，为士族子弟的蝉联冠冕留下了更大空间。
汉代官僚政治的不成熟性，还可以从“故吏”、“门生”等现象看到。东汉的长官与其所辟召的掾属之间，存在着“策名委质”关系，即个人依附。掾吏称长官为“朝”，双方形同君臣；掾吏或长官调迁后，双方仍保持着“故主“和“故吏”关系，即“老上级”、“老部下”的关系。故主有罪，故吏要尽力营救、周旋于生死之间；故主死掉了，故吏要服三年丧；那三年丧，可是与君主、父母同等隆重的丧礼。
“门生”顾名思义，本来是门徒、学生。汉代经师的门徒动辄成百、上千以至上万，他们都要“编牒”（登录于名册）。经师与门生俱损俱荣。门生得尽力侍奉师长；师长死，门生弟子要为之服丧、立碑。当时很多官僚同时又是经师，拥有众多门生，那也构成了他的社会势力。后来不教书的也有“门生”了，连外戚、宦官都有“门生”了。顾炎武干脆说：“愚谓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，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。”汝南袁绍正是凭着家族“四世五公”、“门生、故吏遍天下”的政治优势，转眼间就成了最大的军阀。官渡战前，其家乡“门生、宾客布在郡县，拥兵拒守”。
故吏、门生现象都是在“官场”中滋生的，是以官僚政治的存在为前提的；然而它们是依附性、私人性的，具有非官僚制性质。
汉代的故吏、门生现象比后代浓重得多，其滋生和蔓延，显示汉代的官场和士林是“早熟”的，“近代性”和“原生性”并存。若是“官场”和“士林”很不发达，那么豪右的社会份量就会很重，也许会在汉晋间发展出一种强大的土地贵族来；而如官僚政治和文化建制高度发达了，那么官场和士林的“准入”规则，就足以排除家族和门第因素，或将其负面影响抑制到较小，后代的科举制就是那种情况。
东汉处于两种情况之间：此期的政治文化体制，不足以充分抑制新一轮“世家”的积累；然而它毕竟大大超越了“古老的农村结构”，豪右首先得进入士林、进入官场，转化为士人、转化为官僚，才能获得政治文化权势。
当然，所谓“秦汉的政治文化体制，不足以充分抑制新一轮世家的积累”这段话中，只说到了“不足以充分抑制”，却没有说它全无抑制。事实上，东汉政权在稳定运作的时候，大致还能保证“选贤任能”的正常进行，东汉后期还出现了孝廉考试之制，它其实就是科举制的先声。
然而随后汉末动乱、王朝解体、三国分裂、五胡乱华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此时皇权低落、政权不稳，风雨飘摇之中，各政权都出现了体制上的“退行”现象，士族门阀便在其间迅速崛起了。
阎步克《波峰与波谷》